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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有钱的巨富，不一定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资本家。

    在刘钰看来，连富光肯定不算。

    哪怕如连富光这样的人，在爪哇开矿、办种植园、买地搞稻米种植卖大米，刘钰都绝对不会想着把他们迁走。

    但他干的这些行当，给他扣个资产阶级的帽子，他还真不配戴。

    如今大顺既下了南洋，最起码，包税要取消、印钱那更是别想，走私、卖人这些，当然也不行。

    其实他们留在南洋，也只能被迫转型了，不可能再用以前的方式赚钱了。

    不过，他们都完成了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，至于怎么积累的，那就不用细究了，既往不咎嘛。这个时代，第一桶金哪有多少干净的。

    刘钰是希望引导他们，将他们赚到的第一桶金，投到他希望这些人投的地方。

    而在朝廷内部，或者说刘钰说服皇帝的方向，朝中也有人逐渐认识到了民间资本的好处。

    从最开始的以商控蒙，再到对日战争，再到虾夷开发、鲸海移民，靠朝廷出钱搞强制移民，朝廷根本出不起这个钱。

    就像是西域移民。

    因为交通不便、资本无利可图，只能是朝廷出钱移民。自从西域之战结束，皇帝对移民到底要花多少钱，实在是有了个非常肉痛的了解。

    但几乎同样遥远、蛮荒的虾夷、鲸海，因为有利可图、海运交通相对方便、货能卖出去，虽然开始移民的时间比西域晚，但移民人口已经逐渐超过了这几年往西域的移民。

    朝廷没花一分钱，使得虾夷、鲸海华人日多，这在皇帝看来都是实打实的好处。

    此外，刘钰虽然一直很小心，不去触碰诸如纺织之类的可能对小农产生巨大冲击的产业，但是采矿、冶金、熔铸、玻璃等一些对小农基本没有冲击的产业，这几年也逐渐发展起来。

    每年都给朝廷带来了不少税收，譬如玻璃等产业，变通一下英国经验：英国是对原材料征税、大顺这边是对成品玻璃、铁器等征税，而且大型作坊相对而言也不容易逃税，确确实实让朝廷看到了利益。

    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入。

    皇帝当然考虑过商人的威胁，所以他把刘钰的这一套方案，称之为“猪圈养猪”。

    利用长江口的特殊地理位置，以及发展起来的海军、海运等优势，以长江口为中心，让资本对周边进行辐射。

    投资者“圈”在松江府。

    松江府外，朝廷还驻扎了一支野战部队。

    海军舰队只要顺风，一旬之内就能从威海卫军港直接炮击松江府。

    加之对日的贸易公司总部、尝试着收股票印花税等，都是在松江府先行的，那里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发展，商业和投资氛围已经相当浓厚。

    所以，皇帝希望变通一下《迁茂陵令》的做法，让南洋的巨富们，带着他们的原始积累，去松江府“圈”住。

    可以投资、可以兴办产业，但不管怎么跳，旁边驻扎的两万野战部队、威海卫的几十艘军舰，都可以让皇帝确保万无一失。

    这也算是刘钰和皇帝之间的一种默契地妥协。

    皇帝许可尝试一下民间资本的力量；刘钰给皇帝了颗定心丸：强势的海军和军改后的野战部队，一旦皇帝不想要了，那就一夜之间全都毁掉便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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