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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靠土地税和盐税赚钱的意识，需要皇帝不是白痴就够了。

    当然这也和传统、国情有关。

    所以最先想到在印度搞土地税想法的，是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杜普莱克斯，而不是以商贸立国的英国。

    以至于后期有段时间，明明东印度公司都控制盐税了，英国工业资本还要求公司放开盐税，以便英国制盐的能跑去卖盐，理由是“垄断盐严重损害了印度民众的健康是不人道的”，被东印度公司在议会一通臭骂嘴上都是百姓心里都是生意。

    而对大顺来说，收土地税和盐税，那简直就更国情和传统了。

    刘钰在印度画的饼，没有说对国内工商业的促进，甚至也没法说，说不通。

    因为如果没有一场瓦解印度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的天灾、人祸，去印度卖棉布那也和跑松江府去卖丝绸、去景德镇卖陶瓷、去虾夷卖咸鱼差毬不多。

    而皇帝看到的饼，也是印度的土地税、食盐税。

    所以这个饼，对知道现如今印度的中央集权崩了、印度各节度使互相征伐、阿富汗那边再一次冲进印度劫了德里之后，皇帝的心思已经是定的不能再定了。节度使互相征伐，还能缺的了石敬瑭？

    稍微一算，就知道至少2000万两的土地税、600万两的盐税。

    每年。

    皇帝焉能不谨慎为将来挑选人才？

    所以这一次西南战略的改变，实则就是皇帝在用西南做考场，挑出来一群擅长治理这种“夷”区的、擅长主动发起战争的人。

    这一次川南改革，皇帝把握住的方向，与刘钰在意的方向，完全不同。

    将来等着印度大局将定、和刘钰关系较近的那批人调回来封爵削权扔枢密院养老之后，需要什么样的人去印度？

    武官。

    需要一个不是在刘钰为帅、为大将出征的另一个战略方向上成长起来的。

    需要扔去一个地方，要有主动精神，不要担心擅启边衅，而是要善于抓住机会，主动开启边衅，毕竟相隔太远，事事回报，黄瓜菜都凉了——好比印度俩节度使打的两败俱伤的时候，是直接冲过去收场？还是先回报朝廷，等朝廷决定？

    需要经常打那种小规模的战争，在憋到大战之前，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小规模战争，让对面无力凝聚力量掀起一场大规模的野战反扑。

    需要拥有一定的战略意识，不能只会打仗，还要善于处理类似西南地区这种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。

    需要有胆识，敢赌，敢搏出身。

    需要适应复杂的闷热潮湿的气候，需要有在闷热潮湿地带作战的心理准备。

    以上种种，决定了马浩川绝对不是泰兴十年后大顺最能打的年轻将领，但一定是最适合在西南锻炼，将来去印度的将领。

    当然，皇帝不是只选了这一对。

    而是借着川南开发的契机，通过川南的盐业发展，将叙州府这个黔、滇门户巩固之后，要对西南政策全面转为比改土归流更激进一些的主动。

    但叙州府，叙马军区，是这一切的开始，也是最容易尝试新经验是否可用的地方。

    武官如此。

    文官也一样。

    刘钰举荐的叙州府尹人选，也正是皇帝认为比较适合将来的人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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