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四零章 新危机(下)-《新顺1730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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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给皇帝的奏折上,算是开眼看世界派的天津府尹给皇帝分析了一番,说“物美价廉,并不是别人一定会买的理由。兴国公的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设想,正因为做不到所以才好时时提及与西洋人听”。

    现如今,天津作为京城门户,肯定是不准直接沟通西洋的。但即便不准直接沟通西洋,也使得天津的不少产业,完全是依托松江府的海外贸易存在的。

    就拿这草帽产业来说,如果西洋人一旦像棉布、茶叶一样加税了,草帽卖不出了怎么办?

    不同的人,对同一件事,会有不同的解决思路。

    如果是封闭保守派,面对这种事,多半要一了百了最简单。直接下令,查封草帽产业,趁着还没有发展壮大之前,直接毁了,这将来人家要是不买草帽了,不久不会造成失业流民了吗?

    而天津府尹不是封闭保守派,面对同样的事,他的奏折上,则是建议朝廷最好还是要多造一些军舰,万一将来人家不买,就去敲门自由贸易。

    当然天津府尹不能写的这么直白,而是用了“效日本开关故事”这个在大顺已经可以算作典故的典故了。

    主要是虽然漕运全部改革,是最近才完成的。但在这之前,天津已经开始尝试时接收江苏的漕米海运了,试行成功之后才有了全面海运的基础。

    而伴随着海运的发展,天津港也逐渐有了商业味儿。

    比如附近几个县,开始大量种植花生,这玩意儿比种粮食更赚钱。而辽东麦、虾夷米等,又保证了这里的粮价波动很小。

    花生运到天津,再往南方运。

    以京城市场为目标的蒸汽动力的磨坊、榨油,原始简陋的火柴作坊、卷烟厂等;为欧洲出口准备的乌枣加工等,也都逐渐发展起来,甚至花生也开始出现期货了。

    这种逐渐改变的经济基础,使得天津府尹认识到贸易的巨大价值。加上本身天津也压根不是个好的农业府,纯粹是因为漕米海运而兴起的,本质上也就是个类似于淮安那样的商业城市。

    天津府尹想要当好,就不得不去了解这些东西。

    而了解的多了,也就不可能拍脑袋拍出来个直接全面禁止草帽编织业这样的想法。

    不想禁止。

    买不买的权力、加关税的权力,还在别人手里。

    这咋整?

    答案也就呼之欲出。

    提醒朝廷,应该继续扩大海军,保持海上优势,否则将来可能出大乱子。

    这是天津府尹的危机意识。

    皇帝对这封奏章颇为满意,批了个有出息、有见地。

    但心里对这件事,还是有些难言滋味的视角。

    心想本朝的百姓怎么就穷成了这样?要说丝、茶、瓷大量出口也就罢了。

    可欧洲是种麦子又不是种水稻的地方,麦秆编织的东西,居然能在漂洋过海之后,比欧洲本地编织的还便宜,且有不错的利润?

    他倒是听刘钰说过,美洲金银、物价革命的事。

    但麦秆实在是太常见、太寻常、甚至太卑贱了,这玩意居然也能漂洋过海去卖钱,着实是把皇帝有点惊到了。

    看过天津府尹的这封奏折之后,皇帝又拿起来另一封关于危机感的奏折。

    这是一封来自南洋的奏折。

    事倒是也简单。

    南洋海军在巡查过程中,抓到了一艘英国走私船。叫“neptune”,翻译过来要是按希腊神话叫波塞冬,或者叫海神号。

    这艘走私船上装着鸦片,船长手里拿着的是明古鲁副总督签署的执照,但又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。

    审问之后,倒是可以确定,这船不是前往中国的,而且船上还有公司特别警告不准往中国贩卖鸦片的文书,以免再出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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