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五十六章 好问题-《我的女朋友是九叔传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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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红孩儿形象在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。
这本书中已有了对三岁小孩形象的具体描写,并点出了三岁小孩自成一国,与吴本《西游记》中红孩儿所居住的拥有群孩儿的火云洞有相似之处,同时也把红孩儿的初步形象确定了下来,是一个三岁小孩儿形象。
那么这里祝守一接着讲第二点,也就是元朝杂剧中“红孩儿”形象逐渐成立。
元人吴昌龄的杂剧《西游记》有“鬼子揭钵”残曲,但看不出故事情节。明代徐于室、钮少雅《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》中记载有“元传奇《鬼子揭钵》”。曹本《录鬼簿》、《今乐考证》、《曲录》也著录有此剧正名,可见在当时“鬼子母揭钵”的故事是颇为流行的。
元代成书的《西游记平话》已经失传,但《朴通事谚解》中引用了它的许多故事情节,其中一段文字的注释中有这样一条记载:“今按法师往西天时,初到师陀国界,遇猛虎毒蛇之害,次遇黑熊精、黄风怪,地涌夫人、蜘蛛精、狮子怪、多目怪、红孩儿怪,又几死仅免,又过棘钩洞、火炎山、薄屎洞、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、怪害患苦,不知其几。此所谓刁蹶也。详见《西游记》。”
此处的《西游记》是元代所出现的《西游记平话》,从这条注释中,我们可以知道此时的“西游记”故事中已经明确出现了红孩儿形象。
元末明初杨景贤的杂剧《西游记》已经基本奠定了吴本《西游记》中红孩儿的形象。杂剧《西游记》中第三本《鬼母皈依》折,虽然讲的还是一个鬼子母的故事,但是已经和吴本《西游记》中红孩儿的故事很相似了。
故事里:唐僧一行正在山间行走,忽见一个小孩儿迷路啼哭,唐僧深怕他给豺狼坏了性命,叫孙行者背到前面人家去,设法送他回家。行者怕是妖怪,不肯背,唐僧定要他背。行者就请唐僧等先行,自己过去背那小孩,却背他不起,知是妖怪,一戒刀把他砍下涧里去了。忽然沙和尚慌忙跑来说:“师兄祸事,吃那小孩儿拿将师父去了。”
杂剧中随后的情节发生了变化,行者和沙僧、火龙同去见观音。观音也看不出妖怪的本来面目,又同去问世尊。世尊道:“那小孩唤做爱奴儿,他母亲我收在座下作诸天的,缘法未到,谓之鬼子母。我已差揭帝将我钵盂去把小孩盖将来,放在座下七日,化为黄水。鬼子母必来救他,因而收之。”
并叫行者等回去,唐僧已经救出在那里了。鬼子母领了鬼兵来救儿子,但是不敌天降哪吒,终给哪吒吃拿住。鬼子母无奈只得皈依佛法,放出爱奴,子母团圆。
这一折的前半部分显然和吴本《西游记》第40回“婴儿戏化禅心乱,猿马刀归木母空”的故事情节十分相似。但是后半部分却又回到了佛经鬼子母的故事之中。
红孩儿的名字应是继承《西游记平话》中的名称,他仍旧是鬼子母的小儿子,但是已经由佛经中的“缤伽罗”改名为爱奴。虽然鬼子母仍是杂剧主要的人物形象,但是此时,红孩儿的形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凸显出来,他的行为动作开始像其他妖魔一样对取经故事造成一定的障碍,而并不像佛经故事中只是作为鬼子母故事的一个注脚出现。
因此我们可以说吴本《西游记》中红孩儿的形象在元杂剧中都已经出现并基本定型,但并没有摆脱鬼子母故事。从而也没有形成一个十分成熟的红孩儿形象。而吴本《西游记》正是综合了元杂剧中的这些故事,从而精心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红孩儿形象。
那么最后第三点,《西游记》红孩儿形象的塑造。
到了吴本《西游记》中,红孩儿已经完全摆脱了鬼子母的故事叙述,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物形象。
而将铁扇公主叙述成红孩儿的母亲,不仅没有影响到孙悟空大战红孩儿的精彩叙述,而且通过红孩儿将如意真人,也就是红孩儿他叔叔、铁扇公主、牛魔王等主要人物的故事叙述联系起来,使取经的故事更加曲折生动,一波三折,扣人心弦,同时也使红孩儿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贴近大众。
西游记中对他的爸爸妈妈、叔叔阿姨等都有一定的描述,从而也就从另一方面肯定了这个形象的完整性。如在第53回“禅主吞餐怀鬼孕,黄婆运水解邪胎”中,唐僧、八戒喝了子母河的水,腹疼成胎,孙悟空就到聚仙庵向如意真仙求取落胎泉水,却不料如意真仙自称为红孩儿的叔叔,对于“侄儿”的被收怀恨在心,因此对孙悟空的求助百般刁难,使其不能“自在为主”,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使故事的叙述更加生动曲折。
同样,后来的孙悟空大战铁扇公主和牛魔王也是这个原因。正是红孩儿的角色将这些零散的降魔故事和取经之难联系起来,使取经的故事变得曲折有致、跌宕起伏,同时这些原本独立的故事也被这样一种关系串联起来,使整个取经故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,从而避免了每个故事单独成立,随时分离于西游故事这个母体的可能。
这里祝守一是附一下红孩儿身世明晰探究:
红孩儿的原型: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所提及的鬼子母故事中鬼子母的小儿子缤伽罗。
红孩儿形象在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。初步形象确定了下来——一个三岁小孩儿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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