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(3/3)页 于是,满心不服气的苏学士带着童子过江去找佛印理论。 佛印禅师早就预料到苏学士会来,正站在江边等着。 一见面,苏学士就问道:“我把诗送你品鉴,你觉得不好也就罢了,怎么还出言羞辱?” 佛印笑道:“你不是说‘八风’吹不动吗?怎么一个‘屁’字,就把你打过江来了?” 苏学士听完之后满面羞愧,这才意识到,原来自己的修行还差得远呢! 如果朋友犯了错,应当及时指出,这有利于朋友完善自己。如果毫无原则地包容,甚至包庇,那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自己,都没什么好处。 ◎照顾情面不能忘了原则 人情有时是本糊涂账。冯仑讲过一个段子:开车违章,刚好碰见了一个熟人,人家卖给自己一个面子,省了50元钱的罚款。为了还这个人情,他回头安排熟人的亲戚进公司上班,那人根本不适合这个岗位,自己却不得不付了两万多元的薪水。 中国人看重情面,熟人之间办起事来往往要比陌生人顺利得多。熟人之间可以适当照顾情面,不过,凡事一定要以不违背原则为前提,如果一味照顾情面,忘记了原则,后果很可能比伤和气要严重得多。 小丽已经结婚六年了,但因为习惯性流产,她一直没当上妈妈。今年,怀孕后的小丽担心流产,便到表姐所在的医院详细检查,希望能保住这一胎。经过医生的指导,小丽精心养胎,胎儿八个多月时,小丽提前破了羊水,丈夫和婆婆连忙把她送到医院,生怕她有闪失。在表姐的疏通下,医院免去了很多烦琐的手续,小丽直接被送进了手术室,接受剖腹产手术。 手术结束后,小丽的婆婆终于抱上了孙子,乐得合不拢嘴。可细查之下,发现孩子的胳膊有些异常,经过医生诊断,婴儿的右臂肱骨骨折,需要用夹板固定。 听到这个消息,小丽的婆婆当时就翻了脸,小丽的表姐一再解释,说她当时是为了让小丽尽快做上手术,才求同事免去审批手续和交代注意事项的步骤,包括婴儿目前遇到的情况。如果按照程序的话,主治医生一定会在手术前提醒家属,也就是说,这种情况医院不需要负任何责任。 可是,小丽的婆婆根本听不进去,坚持要状告医院。表姐无奈,只好找院长出面,院长既考虑到小丽和家属的情绪,又考虑到医院的声誉,决定免去小丽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,还有孩子的一切治疗费用,这些费用由违反医院规定的主治医生和相关医务人员共同承担。事后,小丽的表姐无法独自承担手术费用,又觉得没脸见同事,索性从医院辞职了。几位同事只能哑巴吃黄连。 几位医生原本是出于好意,结果却受了批评,还要为此损失几个月的工资。如果当初能坚持原则的话,何至于此呢? 《因话录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裴光德是唐僖宗时期的宰相。一次,有个官职不小的老朋友从远方来拜访他。裴公热情地招待了他,朋友在他的家里一点儿也不觉得拘束,于是乘机提出了一个请求,希望裴公能在京城里为他谋一个更高的官职。 裴光德对他说:“我们是老朋友了,我也知道你是个不错的读书人,可是,我万万不敢因为个人的私情而败坏朝廷的法度。可能以后有人能帮你这个忙,但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。” 对事不对人,这句俗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对事相对简单,对人相对复杂。对事的方式、方法可以直截了当,但是针对人,考虑问题就要复杂得多,所以对事不对人才是明智的做法。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于1840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《前夜》,其中的英沙罗夫这个形象是具有自觉意识的革命者。不过,以俄国当时的形势来看,是无法孕育出这样一个英雄的。 当时,屠格涅夫在《现代人》杂志任职,他不仅是国内的文坛领袖,而且在杂志社里的地位也很高。那时候,年仅24岁的杜勃罗留波夫只是该杂志社一名小小的编辑,但他还是站在民主革命主义者的立场上,写下一篇文章,文中指出,《前夜》是一部伟大的著作,但其中英沙罗夫这个人物并没有起到推动俄国革命的作用,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,《前夜》这部作品仍显保守,并未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及革命形势做出准确判断。 对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的批评,屠格涅夫心中不满,要求他把那段“诋毁”自己的评论删除。可是,杜勃罗留波夫认为:“我写的文章向来接受所有人的批评,您的文章为什么不能接受批评呢?”他没有答应屠格涅夫的要求,还说:“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删除那段评论。” 后来,杂志社全文发表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文章,致使屠格涅夫与杂志社反目。 在面对权威的时候,人们容易产生从众心理。很多人“不好意思”反驳领导或权威人士,其根本原因是担心自己的意见会得罪人,或遭到耻笑。对杜勃罗留波夫来说,屠格涅夫既是文坛权威,又是一家杂志社的同事,可他仍然坚持了一个批评家的原则,这种品格值得敬佩。 情与理就好像鱼与熊掌,难以兼得,既然如此,我们就应当有所取舍。取情时,要能接受失理;取理时,要能接受失情。如果在两者之间徘徊犹疑,最终很可能既失了情,又失了理。 第(3/3)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