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-《活着多好呀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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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女儿不见了!

    焦焦,

    女儿,

    年纪小,

    不会高飞上树梢。

    渺渺茫茫路远山遥……

    小孩把小麻雀送回来,老麻雀看见女儿,非常高兴,问它是不是饿坏了。女儿说小孩人很好,给它喂了食:

    小青虫,小青豆,

    吃了一个饱,

    我的妈妈呀!

    老麻雀感谢小孩。

    全剧终。

    剧情很简单,音乐曲调也很简单,但是感情却很丰富,麻雀母女之情,小孩的善良仁爱,都在小朋友的心灵中留下深刻长久的影响。

    所有的歌舞表演都是王文英先生一句一句地教会的。我们在表演时,王先生踏风琴伴奏。我至今听到风琴声音还是很感动。

    我在五小毕业,后来又读了初中、高中,人也大了,就很少到幼稚园去看看。十九岁离乡,四方漂泊,一直没有回去过。我一直没有再见过王先生。她和我的初中的教国文的张道仁先生结了婚,我是以后才知道的。

    一九八一年秋,我应邀回阔别多年的家乡讲学,带了一点北京的果脯去看王先生和张先生,并给他们各送了一首在招待所急就的诗。给王先生的一首不文不白,毫无雕饰。第二天,张先生带着两瓶酒到招待所来看我,我说哪有老师来看学生的道理,还带了酒!张先生说,是王先生一定要他送来的。说王先生看了我的诗,哭了一晚上。这首诗全诗是:

    “小羊儿乖乖,

    把门儿开开。”

    歌声犹在,耳边徘徊。

    念平生美育,

    从此培栽。

    我今亦老矣,

    白髭盈腮。

    但师恩母爱,

    岂能忘怀。

    愿吾师康健,

    长寿无灾。

    张先生说,王先生对他说:“我教过那么多学生,长大了,还没有一个来看过我的!”王先生指着“师恩母爱,岂能忘怀”对张先生说:“他进幼稚园的时候还戴着他妈妈的孝!”我这才知道王先生为什么对我特别关心,特别喜爱。张先生反复念了这两句,连说:“师恩母爱!师恩母爱!”

    王先生已经去世几年了。我不知道她的准确的寿数,但总是八十以上了。

    我觉得幼儿园的老师对小朋友都应该有这样的“师恩母爱”。

    一辈古人

    靳德斋

    天王寺是高邮八大寺之一。这寺里曾藏过一幅吴道子画的观音。这是可信的。清李必恒还曾赋长诗题咏,看诗意,此人是见过这幅画的。天王寺始建于宋淳熙年,明代为倭寇焚毁(我的家乡还闹过倭寇,以前我不知道),清初重建。这幅画想是宋代传下来的。据说有一个当地方官的要去看看,从此即不知下落,这不知是什么年间的事(一说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毁于扬州)。反正,这幅画后来没有了。

    天王寺在臭河边。“臭河边”是地名,自北市口至越塘一带属于“后街”的地方都叫臭河边。有一条河,却不叫“臭河”,我到现在还没有考查出来应该叫什么河,这一带的居民则简单地称之曰“河”。天王寺濒河,山门(寺庙的山门都是朝南的)外即是河水。寺的殿宇高大,佛像也高大,但是多年没有修饰,显得暗旧。寺里僧众颇多,我们家凡做佛事,都是到天王寺去请和尚。但是寺里香火不盛,很幽静。我父亲曾于月夜到天王寺找和尚闲谈,在大殿前石坪上看到一条鸡冠蛇,他三步蹿上台阶,才没被咬着。鸡冠蛇即眼镜蛇,有剧毒,蛇不能上台阶,父亲才能逃脱,未被追上。寺庙中有蛇,本是常事,但也说明人迹稀少矣。

    天王寺常常驻兵。我的小说《陈小手》里写的“天王庙”,即天王寺。驻在寺里的兵一般都很守规矩,并不骚扰百姓。我曾见一个兵半躺在探到水面上的歪脖柳树上吹箫,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画境。

    我是三天两头要到天王寺的,从我读的小学放学回家,倘不走正街(东大街),走后街,天王寺是必经的。我去看“烧房子”。我们那里有这样的风俗,给死去亲人烧房子。房子是到纸扎店定制的,当然要比真房子小,但人可以走进去。有厅,有室,有花园,花园里有花,厅堂里有桌有椅,有自鸣钟,有水烟袋!烧房子在天王寺的旁门(天王寺有个旁门,朝西)边的空地上。和尚敲动法器,念一通经,然后由亲属举火烧掉(房子下面都铺了稻草,一点就着)。或者什么也没得看,就从旁门进去,“随喜”一番,看看佛像,在大的青石上躺一躺。大殿里凉飕飕的,夏天,躺在青石上,窨人。

    天王寺附近住过一个传奇性的人物,叫靳德斋。这人是个练武的。江湖上流传两句话:“打遍天下无敌手,谨防高邮靳德斋。”说是,有一个外地练武的,不服,远道来找靳德斋较量。靳德斋不在家,邻居说他打酱油醋去了。这人就在竺家巷(出竺家巷不远即是天王寺,我的继母和异母弟妹现在还住在竺家巷)一家茶馆里等他。有人指给他:这就是靳德斋。这人一看,靳德斋一手端着满满一碗酱油,一手端着满满一碗醋,快走如飞,但是碗里的酱油、醋却纹丝不动。这人当时就离开高邮,搭船走了。

    靳德斋练的这叫什么功?两手各持酱油醋碗,行走如飞,酱油醋不动,这可能吗?不过用这种办法来表现一个武师的功夫,却是很别致的,这比挥刀舞剑,口中“嗨嗨”地乱喊,更富于想象。

    我小时走过天王寺,看看那一带的民居,总想:哪一处是靳德斋曾经住过的呢?

    后于靳德斋,也在天王寺附近住过的,有韩小辫。这人是教过我祖父的拳术的。清代的读书人,除了读圣贤书之外,大都还要学两样东西,一是学佛,一是学武,这是一时风气。据我父亲说,祖父年轻时腿脚是很有功夫的。他有一次下乡“看青”(看青即看作物的长势),夜间遇到一个粪坑。我们那里乡下的粪坑,多在路侧,坑满,与地平,上结薄壳,夜间不辨其为坑为地。他左脚踏上,知是粪坑,右脚使劲一跃,即越过粪坑。想一想,于瞬息之间,转换身体的重心,尽力一跃,倘无功夫,是不行的。祖父是得到韩小辫的一点传授的。韩小辫的一家都是练功的。他的夫人能把一张板凳放倒,板凳的两条腿着地,两条腿翘着,她站在翘起的板凳脚上,作骑马蹲裆势,以一块方石置于膝上,用毛笔大书“天下太平”四字,然后推石一跃而下。这是很不容易的,何况她是小脚。夫人如此,韩小辫功夫可知。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,不知是他亲见,还是得诸传闻。我父亲年轻时学过武艺,想不妄语。

    张仲陶

    《故乡的食物》有一段:

    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,叫张仲陶。他很有学问,曾教我读过《项羽本纪》。他薄有田产,不治生业,整天在家研究易经,算卦。他算卦用蓍草。全城只有他一个人用蓍草算卦。据说他有几卦算得极灵。有一家,丢了一只金戒指,怀疑是女佣偷了。这女佣蒙了冤枉,来求张先生算一卦。张先生算了,说戒指没有丢,在你们家炒米坛盖子上。一找,果然。我小时就不大相信,算卦怎么能算得这样准,怎么能算得出在炒米坛盖子上呢?不过他的这一卦说明了一件事,即我们那里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。

    《故乡的食物》这几段主要是记炒米的,只是连带涉及张先生。我对张先生所知道也大概只是这一些。但可补充一点材料。

    我从张先生读《项羽本纪》,似在我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,算起来大概是虚岁十二岁即实足年龄十岁半的时候。我是怎么从张先生读这篇文章的呢?大概是我父亲在和朋友“吃早茶”(在茶馆里喝茶,吃干丝、点心)的时候,听见张先生谈到《史记》如何如何好,《项羽本纪》写得怎样怎样生动,忽然灵机一动,就把我领到张先生家去了。我们县里那时睥睨一世的名士,除经书外,读集部书的较多,读子史者少。张先生耽于读史,是少有的。他教我的时候,我的面前放一本《史记》,他面前也有一本,但他并不怎么看,只是微闭着眼睛,朗朗地背诵一段,给我讲一段。很奇怪,除了一篇《项羽本纪》,我以后再也没有跟张先生学过什么。他大概早就不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汪曾祺的学生了。张先生如果活着,大概有一百岁了,我都七十一了嘛!他不会活到这时候的。

    张先生原来身体就不好,很瘦,黑黑的,背微驼,除了朗读《史记》时外,他的语声是低哑的。

    他的夫人是一个微胖的强壮的妇人,看起来很能干,张家的那点薄薄的田产,都是由她经管的。张仲陶诸事不问,而且还抽一点鸦片烟,其受夫人辖制,是很自然的。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也感觉得出来,张先生有些惧内。

    张先生请我父亲刻过一块图章。这块图章很好,鱼脑冻,只是很小,高约四分,长方形。我父亲给他刻了两个字,阳文:中匋。刻得很好。这两个字很好安排。他后来还请我父亲刻了两方寿山石的图章,一刻阳文,一刻阴文,文曰:“珠湖野人”“天涯浪迹”。原来有人撺掇他出去闯闯,以卜卦为生,图章是准备印在卦象释解上的。事情未果,他并未出门浪迹,还是在家里糗(qiǔ)着。

    最近几年,《易经》忽然在全世界走俏,研究的人日多,角度多不相同,有从哲学角度的,有从史学角度的,有从社会学角度的,有从数学角度的。我于《易经》一无所知,但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一部占卜之书。我对张仲陶算的戒指在炒米坛盖子上那一卦表示怀疑,是觉得这是迷信。现在想想,也许他是有道理的。如果他把一生精研易学的心得写出来,包括他的那些卦例,会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。但是,写书,张仲陶大概想也没有想过。小说《岁寒三友》中季匋民在看了靳彝甫的祖父、父亲的画稿后,拍着画案说:“吾乡固多才俊之士,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,声名不出于里巷,悲哉!悲哉!”张仲陶不也是这样的人吗?

    薛大娘

    薛大娘家在臭河边的北岸,也就是臭河边的尽头,过此即为螺蛳坝,不属臭河边了。她家很好认,四边不挨人家,远远地就能看见。东边是一家米厂,整天听见碾米机烟筒砰砰的声音。西边是她们家的菜园。菜园西边是一条路,由东街抄近到北门进城的人多走这条路。路以西,也是一大片菜园,是别人家的。房是草顶碎砖的房,但是很宽敞,有堂屋,有卧室,有厢房。

    薛大娘的丈夫是个裁缝,是个极其老实的人,整天不说一句话,只是在东厢房里带着两个徒弟低着头不停地缝。儿子种菜。所种似只青菜一种。我们每天上学、放学,都可以看见薛大娘的儿子用一个长柄的水舀子浇水,浇粪,水、粪扇面似的洒开,因为用水方便,下河即可担来,人也勤快,菜长得很好。相比之下,路西的菜园就显得有点荒秽不治。薛大娘卖菜。每天早起,儿子砍得满满两筐菜,在河里浸一会儿,薛大娘就挑起来上街,“鲜鱼水菜”,浸水,不止是为了上分量,也是为了鲜灵好看。我们那里的菜筐是扁圆的浅筐,但两筐菜也百十斤,薛大娘挑起来若无其事。

    她把菜歇在保安堂药店的廊檐下,不到一个时辰,就卖完了。

    薛大娘靠五十了——她的儿子都那样大了嘛,但不显老。她身高腰直,处处显得很健康。她穿的虽然是粗蓝布衣裤,但总是十分干净利索。她上市卖菜,赤脚穿草鞋,鞋、脚,都很干净。她当然是不打扮的,但是头梳得很光,脸洗得清清爽爽,双眼有光,扶着扁担一站,有一股英气,“英气”这个词用之于一个卖菜妇女身上,似乎不怎么合适,但是除此之外,你再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字眼。

    薛大娘除了卖菜,偶尔还干另外一种营生,拉皮条,就是《水浒传》所说的“马泊六”。东大街有一些年轻女佣,和薛大妈很熟,有的叫她干妈。这些女佣都是发育到了最好的时候,一个一个亚赛鲜桃。街前街后,有一些后生家,有的还没成亲,有的娶了老婆但老婆不在身边,油头粉面,在街上一走,看到这些女佣,馋猫似的,有时一个后生看中了一个女佣求到薛大娘,薛大娘说:“等我问问。”因为彼此都见过,眉语目成,大都是答应的。薛大娘先把男的弄到西厢房里,然后悄悄把女的引来,关了房门,让他们成其好事。

    我们家一个女佣,就是由于薛大娘的撮合,和一个叫龚长霞的管田禾的——管田禾是为地主料理田亩收租事务的,欢会了几次,怀上了孩子。后来是由薛大娘弄了药来,才把私孩子打掉。

    薛大娘没想到别人对她有什么议论。她认为:一个有心,一个有意,我在当中搭一把手,这有什么不好?

    保安堂药店的管事姓蒲,行三,店里学徒的叫他蒲三爷,外人叫他蒲先生。这药店有一个规矩:每年给店中的“同事”(店员)轮流放一个月假,回去与老婆团圆(店中“同事”都是外地人),其余十一个月都住在店里,每年打十一个月的光棍,蒲三爷自然不能例外。他才四十岁出头,人很精明,也很清秀,很潇洒(潇洒用于一个管事的身上似乎也不大合适),薛大娘给他拉拢了一个女的,这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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