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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经过讨价还价，一块八一根成交。

    “您是只要一个，还是三个都要？”

    “都要！——送人。”

    “我给您包上。”

    王宝应抽出一张棉纸，要包上表拴。

    “先莫忙包，我再看看。”

    潘小开拈起一个表拴：

    “靠得住？”

    “靠得住！”

    “不会假？”

    “假？您是怕不是玉的，是人造的，松香、赛璐珞、‘化学’的？笑话！我王宝应在高邮做生意不是一天了，什么时候卖过假货？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玉不怕火，‘化学’的见火就着。当面试给你看！”

    王宝应左手两个指头捏住一个表拴，右手划了一根火柴，火苗一近表拴——

    呼，着了。

    钓人的孩子

    @钓人的孩子

    抗日战争时期。昆明大西门外。

    米市，菜市，肉市。柴驮子，炭驮子。马粪。粗细瓷碗，砂锅铁锅。焖鸡米线，烧饵块。金钱片腿，牛干巴。炒菜的油烟，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。红黄蓝白黑，酸甜苦辣咸。

    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，半个月的哀乐，在街上走。恓恓惶惶，忙忙碌碌。谁都希望意外地发一笔小财，在路上捡到一笔钱。

    一张对折着的钞票躺在人行道上。

    用这张钞票可以量五升米，割三斤肉，或扯六尺细白布，——够做一件汗褂，或到大西门里牛肉馆要一盘冷片、一碗汤片、一大碗饭、四两酒，美美地吃一顿。

    一个人弯腰去捡钞票。

    噌——，钞票飞进了一家店铺的门里。

    一个胖胖的孩子坐在门背后。他把钞票丢在人行道上，钞票上拴了一根黑线，线头捏在他的手里。他偷眼看着钞票，只等有人弯腰来拾，他就猛地一抽线头。

    他玩着这种捉弄人的游戏，已经玩了半天。上当的已经有好几个人了。

    胖孩子满脸是狡猾的笑容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小魔鬼。

    这孩子长大了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人呢？日后如果有人提起他的恶作剧，他多半会否认。——也许他真的已经忘了。

    @捡金子

    这是一个怪人，很孤傲，跟谁也不来往，尤其是女同学。他是哲学系的研究生。他只有两个“听众”，都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。他们每天一起坐茶馆，在茶馆里喝清茶，嗑葵花籽，看书，谈天，骂人。哲学研究生高谈阔论的时候多，那两位只有插话的份儿，所以是“听众”。他们都有点玩世不恭。哲学研究生的玩世不恭是真的，那两位有点是装出来的。他们说话很尖刻，动不动骂人是“卑劣的动物”。他们有一套独特的语言。他们把漂亮的女同学叫作“虎”，把谈恋爱叫作“杀虎”，把钱叫作“刀”。有刀则可以杀虎，无刀则不能。诸如此类。他们都没有杀过一次虎。

    这个怪人做过一件怪事，捡金子。昆明经常有日本飞机来空袭。一有空袭就拉警报。一有警报人们就都跑到城外的山野里躲避，叫作“逃警报”。哲学研究生推论：逃警报的人一定会把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，包括金子；有人带金子，就会有人丢掉金子；有人丢掉金子，一定会有人捡到；人会捡到金子；我是人，故我可以捡到金子。这一套逻辑推理实在是无懈可击。于是在逃警报时他就沿路注意。他当真捡到金戒指，而且不止一次，不止一枚。

    此人后来不知所终。

    @航空奖券

    国民党的“中央政府”发行了一种航空救国奖券，头奖二百五十万元，月月开奖。虽然通货膨胀，钞票贬值，这二百五十万元一直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。这就是说，在国民党统治范围的中国，每个月要凭空出现一个财主。花不多的钱，买一个很大的希望，因此人们趋之若鹜，代卖奖券的店铺的生意很兴隆。

    中文系学生彭振铎高中毕业后曾教过两年小学，岁数比同班同学都大。他相貌平常，衣装朴素，为人端谨。他除了每月领助学金（当时叫作“贷金”），还在中学兼课，有一点微薄的薪水。他过得很俭省，除了买买书，买肥皂牙膏，从不乱花钱。不抽烟，不饮酒。只有他的一个表哥来的时候，他的生活才有一点变化。这位表哥往来重庆、贵阳、昆明，跑买卖。虽是做生意的人，却不忘情诗书，谈吐不俗。他来了，总是住在爱群旅社，必把彭振铎邀去，洗洗澡，吃吃馆子，然后在旅馆里长谈一夜。谈家乡往事，物价行情，也谈诗。平常，彭振铎总是吃食堂，吃有耗子屎的发霉的红米饭，吃炒芸豆，还有一种叫作芋磨豆腐的紫灰色的烂糊糊的东西。他读书很用功，但是没有一个教授特别赏识他，没有人把他当作才子来看。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诗人，一个忠实的浪漫主义者。在中国诗人里他喜欢李商隐，外国诗人里喜欢雪莱，现代作家里喜欢何其芳。他把《预言》和《画梦录》读得几乎能背下来。他自己也不断地写一些格律严谨的诗和满纸烟云的散文。定稿后抄在一个黑漆布面的厚练习本里，抄得很工整。这些作品，偶尔也拿出来给人看，但只限于少数他所钦服而嘴又不太损的同学。同班同学中有一个写小说的，他就请他看过。这位小说家认真地看了一遍，说：“很像何其芳。”

    然而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却干了一件不大有诗意的事：他按月购买一条航空奖券。

    他买航空奖券不是为了自己。

    系里有个女同学名叫柳曦，长得很漂亮。然而天然不俗，落落大方，不像那些漂亮的或自以为漂亮的女同学整天浓妆艳抹，有明星气、少奶奶气或教会气。她并不怎样着意打扮，总是一件蓝阴丹士林旗袍，——天凉了则加一件玫瑰红的毛衣。她走起路来微微偏着一点脑袋，两只脚几乎走在一条线上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风致，真是一株风前柳，不枉了小名儿唤作柳曦。彭振铎和她一同上创作课。她写的散文也极清秀，文如其人，彭振铎自愧弗如。

    尤其使彭振铎动心的是她有一段不幸的身世。有一个男的时常来找她。这个男的比柳曦要大五六岁，有时穿一件藏青哔叽的中山装，有时穿一套咖啡色西服。这是柳曦的未婚夫，在资源委员会当科长。柳曦的婚姻是勉强的。她的父亲早故，家境贫寒。这个男人看上了柳曦，拿钱供柳曦读了中学，又读了大学，还负担她的母亲和弟妹的生活。柳曦在高中一年级就跟他订婚了。她实际上是卖给了这个男人。怪不得彭振铎觉得柳曦的眉头总有点蹙着（虽然这更增加了她的美的深度），而且那位未婚夫来找她，两人一同往外走她总是和他离得远远的。

    这是那位写小说的同学告诉彭振铎的。小说家和柳曦是小同乡，中学同学。

    彭振铎很不平了。他要搞一笔钱，让柳曦把那个男人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部还清，把自己赎出来，恢复自由。于是他就按月购买航空奖券。他老是梦想他中了头奖，把二百五十万元连同那一册诗文一起捧给柳曦。这些诗文都是写给柳曦的。柳曦感动了，流了眼泪。投在他的怀里。

    彭振铎的表哥又来了。彭振铎去看表哥，顺便买了一条航空奖券。到了爱群旅社，适逢表哥因事外出，留字请他少候。彭振铎躺在床上看书。房门开着。

    彭振铎看见两个人从门外走过，是柳曦和她的未婚夫！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。不大一会儿，就听见柳曦的放浪的笑声。

    彭振铎如遭电殛。

    他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    而且他渐渐觉得柳曦的不幸的身世、勉强的婚姻，都是那个写小说的同学编出来的。这个玩笑开得可太大了！

    他怎么坐得住呢？只有走。

    他回到宿舍，把那一册诗文翻出来看看。他并没有把它们烧掉。这些诗文虽然几乎篇篇都有柳，柳风、柳影、柳絮、杨花、浮萍……但并未点出柳曦的名字。留着，将来有机会献给另外一个人，也还是可以的。

    航空奖券，他还是按月买，因为已经成了习惯。

    小学同学

    @金国相

    我时常想起金国相。他很可怜。不知道怎么传出来的，说金国相有尾巴。于是在第二节课下课后，常常有一群同学追他，要脱下他的裤子。金国相拼命逃。大家拼命追。操场、校园、厕所……金国相跑得很快，从来没有被追上、摁倒过。这样追了十分钟，直到第三节课铃响。学校的老师看见，也不管。我没有追过金国相。为什么要欺负人呢？那么多人欺负一个人！

    金国相到底有没有尾巴？可能是有的。不然他为什么拼命逃？可能是他尾骨长出一节，不会是当真长了一根毛乎乎的尾巴。

    金国相的样子有点蠢。头很大，眼睛也很大。两只很圆的眼睛，老是像瞪着。说话声音很粗。

    他家很穷。父亲早死了，家里只有一个祖母，靠糊“骨子”（做鞋底用的袼褙）为生。把碎布浸湿，打一盆面糊，在门板上把碎布一层一层的拼起来，糊得实实的，成一个二尺宽、五六尺长的长方块，晒干后，揭下。只要是晴天，都看见老奶奶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糊骨子。金国相家一般是不关门的，因为门板要用来糊骨子，因此从街上一眼可以看到他家的堂屋。堂屋里什么都没有，一张破桌子，几条板凳。

    金国相家左邻是一个很小的石灰店，右邻是一个很小的炮仗店。这几家门面都不敞亮，不过金国相家特别的暗淡。

    金国相家的对面是一个私塾。也还有人家愿意把孩子送到私塾念书，不上小学。私塾里有十几个学生。我们是读小学的，而且将来还会读中学、大学，对私塾看不起，放学后常常大摇大摆地走进去看看。教私塾的老先生也无可奈何。这位老先生样子很“古”。奇怪的是板壁上却挂了一张老夫妻俩的合影，而且是放大的。老先生用粗拙的字体在照片边廓题了一首诗，有两句我一直不忘：

    诸君莫怨奁田少，

    吃饭穿衣全靠他。

    我当时就觉得这首诗很可笑。“奁田”的多少是老先生自己的事，与“诸君”有什么关系呢？

    金国相为什么不就在对门读私塾，为什么要去读小学呢？

    @邱麻子

    邱麻子当然是有个学名的，但是从一年级起，大家都叫他邱麻子。他又黑又麻。他上学上得晚，比我们要大好几岁，人也高出好多。每学期排座位，他总是最后一排，靠墙坐着。大家都不愿跟他一块玩，他也跟这些比他小好几岁的伢子玩不到一起去，他没有“好朋友”。我们那时每人都有一两个特别要好的同学。男生跟男生玩，女生跟女生玩。如果是亲戚或是邻居，男生和女生也可以一起玩。早上互相叫着一起到学校，晚上一同回家。邱麻子总是一个人来，一个人走。

    三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上算术课，来的不是算术老师，是教务主任顾先生。顾先生阴沉着脸，拿了一把很大的戒尺。级长喊了“一——二——三”之后，顾先生怒喝了一声：“邱××！到前面来！”邱麻子走到讲桌前站住。“伸出左手！”顾先生什么都不说，抡起戒尺就打。打得非常重。打得邱麻子嘴角牵动，一咧一咧的。一直打了半节课。同学们鸦雀无声。只见邱麻子的手掌肿得像发面馒头。邱麻子不哭，不叫喊，只是咧嘴。这不是处罚，简直是用刑。

    后来知道是因为邱麻子“摸”了女生。

    过了好些年，我才知道这叫“猥亵”。

    邱麻子当然不知道这是“猥亵”。

    连教导主任顾先生也不知道“猥亵”这个词。

    邱麻子只是因为早熟，因为过早萌发的性意识，并且因为他的黑和麻，本能地做出这种事，没有谁能教唆过他。

    邱麻子被学校开除了。

    邱麻子家开了一座铁匠店。他父亲就是打铁的。邱麻子被开除后，学打铁。

    他父亲掌小锤，他抡大锤。我们放了学，常常去看打铁。他父亲把一块铁放进炉里，邱麻子拉风箱。呼——哒，呼——哒……铁块烧红了，他父亲用钳子夹出来，搁在砧子上。他父亲用小锤一点，“丁”，他就使大锤砸在父亲点的地方，“当”。丁——当，丁——当。铁块颜色发紫了，他父亲把铁块放在炉里再烧。烧红了，夹出来，丁——当，丁——当，到了一件铁活快成形时，就不再需要大锤，只要由他父亲用小锤正面反面轻敲几下，“丁、丁、丁、丁”。“丁丁丁丁……”这是用小锤空击在铁砧上，表示这件铁活已经完成。

    丁——当，丁——当，丁——当。

    @少年棺材匠

    徐守廉家是开棺材店的。是北门外唯一的棺材店。

    走过棺材店，总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。别的店铺都与“生”有关，所卖的东西是日用所需，棺材店却是和“死”联系在一起的。多数店铺在店堂里都设有椅凳茶几，熟人走过，可以进去歇歇脚，喝一杯茶，闲谈一阵，没有人会到棺材店去串门。别的店铺里很热闹。酱园从早到晚，买油的、买酱的、打酒的、买萝卜干酱莴苣的，川流不息。布店从早上九点钟到下午五六点钟，总有人靠着柜台挑布（没有人大清早去买布的；灯下买布，看不正颜色了）。米店中饭前、晚饭前有两次高潮。药店的“先生”照方抓药，顾客坐在椅子上等，因为中药有很多味，一味一味地用戥子戥，包，要费一点时间。绒线店里买丝线的、绦子的、二号针的、品青煮蓝的……络绎不绝。棺材店没法子热闹。北门外一天死不了一个人。一天死几个，更是少有。就是那年闹霍乱，死的人也不太多。棺材店过年是不贴春联的。如果贴，写什么字呢？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？

    我和徐守廉很要好。他很聪明，功课很好，我常到他家的棺材店去玩。

    棺材店没有柜台，当然更没有货橱货架，只有一张账桌，徐守廉的父亲坐在桌后的椅子里，用一副骨牌“打通关”。棺材店是不需要多少“先生”的，顾客很少，货品单一。有来看材的（这些“材”就靠西墙一具一具地摞着），徐守廉的父亲就放下骨牌接待。棺材是没有什么可挑选的，样子都是一样。价钱也是固定的。上等的、中等的、下等的薄皮材，自几十元、十几元至几块钱不等。也没有人去买棺材讨价还价。看定一种，交了钱，雇人抬了就走。买棺材不兴赊账，所以账目也就简单。

    我去“玩”，是去看棺材匠做棺材。棺材也要做得像个棺材的样子，不能做成一个长方的盒子。棺材板很厚。两边的板要一头大，一头小，要略略有点弧度，两边有相抱的意思；棺材盖尤其重要，棺材盖正面要略略隆起，棺材盖的里面要是一个“膛”，稍拱起。做棺材的工具是一个长把，弯头，阔刃的家伙，叫作“锛”。棺材的各部分，是靠“锛”锛出来的（棺材板平放在地下）。老师傅锛起来非常准确。嚓！——嚓，嚓，嚓——锛到底，削掉不必要的部分，略修几下，这块板就完全合尺寸。锛时是不弹墨线的，全凭眼力，凭手底下的功夫。一般木匠是不会做棺材的，这是另一门手艺。

    棺材店里随时都喷发出新锛的杉木的香气。

    徐守廉小学毕业没有升学，就在他家的棺材店里学做棺材的手艺。

    我读完初中，徐守廉也差不多出师了。

    我考上了高中，路过徐家棺材店，徐守廉正在熟练地锛板子。我叫他：

    “徐守廉！”

    “汪曾祺！来！”

    我心里想：“你为什么要当棺材匠呢？”话到嘴边，没有说出来。我觉得当棺材匠不好。为什么不好呢？我也说不出来。

    @蒌蒿薹子

    小说《大淖记事》：“春初水暖，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，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。”我在书页下方加了一条注：“蒌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，粗如笔管，有节，生狭长的小叶，初生二寸来高，叫作‘蒌蒿薹子’，加肉炒食极清香。……”蒌蒿的蒌字，我小时不知怎么写，后来偶然看了一本什么书，才知道的。这个字音“吕”。我小学有一个同班同学，姓吕，我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，叫“蒌蒿薹子”（蒌蒿薹子家开了一爿糖坊，小学毕业后未升学，我们看见他坐在糖坊里当小老板，觉得很滑稽）。

    ——《故乡的食物》

    真对不起，我把我的这位同学的名字忘了，现在只能称他为蒌蒿薹子。我们小时候给人取外号，常常没有什么意义，“蒌蒿薹子”，只是因为他姓吕，和他的形貌没有关系。“糖坊”是制麦芽糖的。有一口很大的锅，直径差不多有一丈。隔几天就煮一锅大麦芽，整条街上都闻到熬麦芽的气味。麦芽怎么变成了糖，这过程我始终没弄清楚，只知道要费很长时间。制出来的糖就是北京叫作关东糖的那种糖。有的做成直径尺半许的一个圆饼，肩挑的小贩趸去。或用钱买，或用鸭毛破布来换，都可以。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，用小铁锤一敲，丁的一声就敲下一块。云南叫这种糖叫“丁丁糖”。蒌蒿薹子家不卖这种糖，门市只卖做成小烧饼状的糖饼。有时还卖把麦芽糖拉出小孔，切成二寸长的一段一段，孔里灌了豆面，外面滚了芝麻的“灌香糖”。吃糖饼的人很少，这东西很硬，咬一口，不小心能把门牙齿扳下来。灌香糖买的人也不多。因此照料门市，只要一个人就够了。原来看店堂的是他的父亲，蒌蒿薹子小学毕了业，就由他接替了。每年只有进腊月二十边上，糖坊才红火热闹几天。家家都要买糖饼祭灶，叫作“灶糖”，不少人家一买买一摞，由大至小，摞成宝塔。全城只有这一家糖坊，买灶饼糖的人挤不动。四乡八镇还有来批趸的。糖坊一年，就靠这几天的生意赚钱。这几天，蒌蒿薹子显得很忙碌，很兴奋。他的已经“退居二线”的父亲也一起出动。过了这几天，糖坊又归于清淡。蒌蒿薹子可以在店堂里“坐”着，或抄了两手在大糖锅前踱来踱去。

    蒌蒿薹子是我们的同学里最没有野心，最没有幻想，最安分知足的。虚岁二十，就结了婚。隔一年，得了一个儿子。而且，那么早就发胖了。

    @王居

    我所以记得王居，一是我觉得王居这个名字很好玩，——有什么好玩呢？说不出个道理；二是，他有个毛病，上体育的时候，齐步走，一顺边，——左手左脚一齐出，右手右脚一齐出。

    王居家是开豆腐店的，豆腐店是不大的买卖。北门外共有三家豆腐店。一家马家豆腐店，一家顾家豆腐店，都穷，房屋残破，用具发黑。顾家豆腐店因为顾老头有一个很风流的女儿而为人所知（关于她，是可以写一篇小说的）。只有王居家的“王记豆腐店”却显得气象兴旺。磨浆的磨子、卖浆的锅、吊浆的布兜，都干干净净。盛豆腐的木格刷洗得露出木丝。什么东西都好像是新置的。王居的父亲精精神神，母亲也是随时都是光梳头，净洗脸，衣履整齐。王家做出来的豆腐比别家的白、细，百叶薄如高丽纸，豆腐皮无一张破损。“王记”豆腐方干齐整紧细，有韧性，切“干丝”最好，北城几家茶馆，五柳园、小蓬莱、胡小楼，常年到“王记”买豆腐干。因此街邻们议论：小买卖发大财。

    一个豆腐店，“发”也发不到哪里去。但是王居小学毕业后读了初中。我们同了九年学。王居上了初中，还是改不了他那老毛病，齐步走，一顺边。

    王居初中毕业后，是否升学读了高中，我就不清楚了。

    唐门三杰

    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：“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，千人者谓之俊，百人者谓之豪，十人者谓之杰。”《诗·周颂·载芟》：“有厌其杰。”孔颖达疏：“厌者苗茂盛之貌。杰，谓其中特美者。”

    唐老大、唐老二、唐老三。唐杰秀、唐杰芬、唐杰球。他们是“门里出身”，坐科时学的就是场面。他们的老爷子就是场面。他们学艺的时候，老爷子认为他们还是吃场面饭。要嗓子没嗓子，要扮相没扮相，想将来台上唱一出，当角儿，没门！还是傍角儿，干场面。来钱少，稳当！有他在，同行有个照应，不会给他们使绊子，给小鞋穿。出了科，哥仨在一个剧团做活。老大打鼓，老二打大锣，老三打小锣。

    我认识唐老大时他还在天坛拔草。是怎么回事呢？同性恋。有人向人事科反映了他的问题。怎么处理呢？没什么文件可以参考。人事科开了个小会，决定给予行政处分，让他去拔草，这也算是在劳动中改造。拔了半个月草，又把他调回来了，因为剧团需要他打鼓。他打鼓当然比不了杭子和、白登云，但也打得四平八稳，不大出错。他在剧团算是一号司鼓。这几年剧团的职务名称雅化了。拉胡琴的原来就叫“拉胡琴的”，或者简称“胡琴”，现在改成了“操琴”。打鼓的原来叫作“打鼓佬”，现在叫“司鼓”。有些角儿愿意叫他司鼓，有几出名角合作的大戏更得找他，这样角儿唱起来心里才踏实。唐老大在梨园行“有那么一号”。

    他回剧团跟大家招呼招呼，就到练功厅排戏，抽出鼓箭子，聚精会神，若无其事。这种“男男关系”在梨园行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只有在和谁意见不合，吵起来了（这种时候很少），对方才揭他的短：“到你的天坛，拔你的草去吧！”唐杰秀“不以为然”（剧团的话很多不通，“不以为然”的意思不是说对事物持不同看法，而是不当一回事；这种不通的话在京剧界全国通行），只是说：“你管得着吗！”

    唐杰秀是剧团第一批发展的党员，是个老党员了。怎么会把他发展成党员？他并不关心群众。群众（几个党员都爱称未入党的人为“群众”，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比群众要高一头）有病，他不去看看。群众生活上有困难，他“管不着”。他开会积极，但只是不停地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领导讲话。他到底记了些什么？不知道。他真只是听会。极少发言。偶尔重复领导意见，但说不出一句整话。他有点齉鼻儿，说起话来呜噜呜噜的，简直不知道说什么。为什么发展他，找不到原因。也许因为他不停地记笔记？也许因为他说不出一句整话？

    他很注意穿着。内联升礼服呢圆口便鞋，白单丝袜。到剧团、回家，进门就抄起布掸子，浑身上下抽一通，擦干掸净。夏天，穿了直罗长裤。直罗做外裤，只有梨园界时兴这种穿法。

    他自奉不薄，吃喝上比较讲究，左不过也只是芝麻酱拌面、炸酱面。但是芝麻酱面得炸一点花椒油，顶花带刺的黄瓜。炸酱面要菜码齐全：青蒜、萝卜缨、苣荬菜、青豆嘴、白菜心、掐菜……他爱吃天福号的酱肘子。下班回家，常带一包酱肘子，挂在无名指上，回去烙两张荷叶饼一卷，来一碗棒碴粥，没治！酱肘子只他一个人吃，孩子们，干瞧着。他觉得心安理得，一家子就指着他一个挣钱！

    唐杰芬外号“二喷子”，是说他满口乱喷，胡说八道。他曾随剧团到香港演出，看到过夏梦，说：“这他妈的小妞儿！让她跟我睡一夜，油炸了我都干！”“油炸”、“干煸”，这在后来没有什么，在二喷子说这样话的当时却颇为悲壮。

    唐杰秀也“革命”，他参加了一个战斗组，也跟着喊“万岁”，喊“打倒”，“大辩论”也说话，还是呜噜呜噜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他还是记笔记，现在又加了一项，抄大字报。不知道抄些什么。大家都知道，他的字写得很慢，只有“最新指示”下来时，他可以出一回风头。每次有“最新指示”都要上街游行。乐队前导，敲锣打鼓。剧团乐队的锣鼓比起副食店、百货店的自然要像样得多。唐杰秀把大堂鼓搬出来，两个武行小伙子背着，他擂动鼓槌，迟疾顿挫，打出许多花点子，神采飞扬，路人驻足，都说：“还是剧团的锣鼓！”唐杰秀犹如吃了半斤天福酱肘子，——“文革”期间，天福酱肘子已经停产，因为这是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。

    唐杰球，剧团都叫他“唐混球”。这家伙是个“闹儿”，最爱起哄架秧子，一点点小事，就：“噢哦！噢哦！给他一大哄噢！”他文化程度不高，比不了几个“刀笔”，可以连篇累牍地写大字报，他是“浆子手”（戏台上有“刽子手”）。专门给人刷浆子，贴大字报。“刀笔”写好了大字报，一声令下：“得，浆子手！”他答应一声：“在！——噫！”就挟了一卷大字报，一桶糨糊，找地方实贴起来。他爱给走资派推阴阳头，勾上花脸，扎了靠，戴上一只翎子的“反王盔”，让他们在院子里游行。不游行，不贴大字报的时候，就在“战斗组”用一卷旧报纸练字。他生活得很快活，希望永远这么热热闹闹下去。

    赶上唐山地震，好几天余震未停。一有震感，在二楼三楼的就蜂拥下楼，在一楼大食堂或当街站着。唐杰芬也混在人群里跟着下楼。忽然有个洋乐队吹小号的一回头：“咳！你怎么这样就下来了！”二喷子没有穿衣服，光着身子，那东西当郎着。他这才醒悟过来，两手捂着往回走。也奇怪，从此他不“喷”了，变得老实了。

    谁都可以“揪”人，也随时有可能被“揪”。“×××，出来！”这个人就被揪出组——离开战斗组。谁都可以审查人，命令该人交代问题，这叫“群众专政”。揪过来，审过去，完全乱了套，“杀乱了”。唐杰球对揪人最热心，没有想到他也被揪出来了。

    前已说过，在没有什么热闹时，唐混球就用一沓旧报纸在战斗组练字。他练的字总是那几个：“毛主席万岁。”练完了，还要反复看看，自然欣赏一番。有一天写了一条“毛主席万岁”标语，自己很不满意：“毛主席”的“席”字写得太长，而且写歪了。他拿起笔来用私塾“判仿”的办法在“席”字的“巾”字下面打了一个叉。打完叉就随手丢在一边，没当回事。不想和唐杰球同一战斗组的一个人叫大俞潮，趁唐杰球不注意时把这张标语叠起来藏在自己的箱底。事情早过去了，在清队（清理阶级队伍）时大俞潮把唐杰球写的标语找出来交给了军代表。全团大哗，揪出了一桩特大反革命案件！“清队”本来有点沉闷，这一下可好了，大家全都动员起来，忙忙碌碌，异常兴奋。

    首先让他“出组”，参加被清查对象的大组学习，交代问题。

    让他交代什么呢？他是唐混球。

    好不容易写了一篇交代，他请大组的同志给他看看，这样行不行，倒是都看了一遍，都没有说什么。只有一个女演员说：“你这样准通不过！你得上纲，你得说说你为什么对毛主席有仇恨，为什么要在‘席’字的最后一笔打了叉。要写得沉痛，你要深挖，总可以挖出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思想，要不怕疼，要刺刀见红！”于是，他就挖起来。他说：“我本来想打锣。毛主席搞革命现代戏，我打不成锣了，所以我恨他。”我看过他的交代，在楼梯拐角处小声对唐老大说：“叫你们老三交代要实事求是，不要瞎说。”唐老大含含糊糊。我跟唐老二也说过同样的话，老二说：“管不着！”过了几天，公安局来了人，把他铐走了。

    大俞潮这样做真可谓处心积虑，存心害人。为什么呢？他和唐杰球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。他是洋乐队拉大提琴的，唐混球是打小锣的，业务上井水不犯河水，他干吗给他来这么一手？他自己也没有得什么好处，军代表并没有表扬他。他落得一个结果：谁也不敢理他。见面也点点头，但是“卖羊头肉的回家，不过细盐（言）”，因为捉摸不透这人心里想什么，他为什么把唐老三的标语藏了那么多日子，又为什么选择一个节骨眼交出来。大俞潮弄得自己非常孤立。不多日子，他就请调到别的单位去了，很少看到他。

    唐杰球到公安局，先是被臭揍了一顿，然后过了几次堂，叫他交代问题。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。他本来没有什么问题，屎盆子是他自己扣在头上的。在公安局拘留审查了一阵，发到团河劳改农场劳动。一去几年，没有人再过问他的事。他先是度日如年，猫爪抓心，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个什么结果。到后来“过一天算一日”，一早干活，傍晚吃饭，什么也不想了。

    唐杰球关在团河农场劳动的漫长岁月，他的两个哥哥，唐老大、唐老二没有去探视过一次。

    他们还算是弟兄吗？

    一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，唐杰球放回来了。他还是打小锣，人变傻了。见人龇牙笑一笑，连话都不说。有人问他前前后后是怎么回事，他不回答，只是一龇牙。

    唐老大添了一宗毛病：他把头发染黑了，而且烫了。有人问他：“你染了发？烫了？”他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谁教咱们有那个条件呢！”条件，是头发好，不秃。他皮色好，白里透红，——只是细看就看出脸上有密密的细皱纹。他五十几了，挺高的个儿。一头烫得蓬蓬松松的黑头发。看了他的黑发、白脸，叫人感到恶心。

    然而，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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