慧语睿辩-《朝花夕拾(中外文学名典藏系列)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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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古之“第三种人”,好像比现在的仁善一些似的。

    生活的压迫,令人烦冤,糊涂中看不清冤家,便以为家人路人,在阻碍了他的路,于是乎“推”。这不但是保存自己,而且是憎恶别人了,这类人物一阔气,出来的时候是要“清道”的。

    我并非眷恋过去,不过说,现在“推”的工作已经加紧,范围也扩大了罢了。但愿未来的阔人,不至于把我“推”上“反动”的码头去——则幸甚矣。

    七月二十四日

    难得糊涂

    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,我倒记起郑板桥有一块图章,刻着“难得糊涂”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,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。足见刻图章写篆字也还反映着一定的风格,正像“玩”木刻之类,未必“只是个人的事情”:“谬种”和“妖孽”就是写起篆字来,也带着些“妖谬”的。

    然而风格和情绪,倾向之类,不但因人而异,而且因事而异,因时而异。郑板桥说“难得糊涂”,其实他还能够糊涂的。现在,到了“求仕不获无足悲,求隐而不得其地以窜者,毋亦天下之至哀欤”的时代,却实在求糊涂而不可得了。

    糊涂主义,唯无是非观等等——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。你说他是解脱,达观罢,也未必。他其实在固执着,坚持着什么,例如道德上的正统,文学上的正宗之类。这终于说出来了:——道德要孔孟加上“佛家报应之说”(老庄另账登记),而说别人“鄙薄”佛教影响就是“想为儒家争正统”,原来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论早已是正统了。文学呢?要用生涩字,用词藻,秾纤的作品,而且是新文学的作品,虽则他“否认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分界”;而大众文学“固然赞成”,“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”。正统和正宗,是明显的。

    对于人生的倦怠并不糊涂!活的生活已经那么“穷乏”,要请青年在“佛家报应之说”,在“《文选》,《庄子》,《论语》,《孟子》”里去求得修养。后来,修养又不见了,只剩得字汇。“自然景物,个人情感,宫室建筑,……之类,还不妨从《文选》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”。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——大概也是《庄子》罢——找着了“幺匿”两个字来译unit,又古雅,又音义双关的。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“单位”。严老先生的这类“字汇”很多,大抵无法复活转来。现在却有人以为“汉以后的词,秦以前的字,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,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”。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,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,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。人生却不在拼凑,而在创造,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。可恨的是人生那么骚扰忙乱,使一些人“不得其地以窜”,想要逃进字和词里去,以求“庶免是非”,然而又不可得。真要写篆字刻图章了!

    十一月六日

    说“面子”

    “面子”,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,因为好像一听就懂,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。

    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,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,他们似乎在研究。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,很不容易懂,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,只要抓住这个,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,全身都跟着走动了。相传前清时候,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,一通威吓,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,但临走时,却被从边门送出去。不给他走正门,就是他没有面子;他既然没有了面子,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,也就是占了上风了。这是不是事实,我断不定,但这故事,“中外人士”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。

    因此,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“面子”给我们。

    但“面子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不想还好,一想可就觉得糊涂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,每一种身份,就有一种“面子”,也就是所谓“脸”。这“脸”有一条界线,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,即失了面子,也叫做“丢脸”。不怕“丢脸”,便是“不要脸”。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,就“有面子”,或曰“露脸”。而“丢脸”之道,则因人而不同,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,并不算什么,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,才成为“丢脸”。但车夫也并非没有“脸”,不过这时不算“丢”,要给老婆踢了一脚,就躺倒哭起来,这才成为他的“丢脸”。这一条“丢脸”律,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。这样看来,“丢脸”的机会,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,但也不一定,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,被人发见,是失了面子的,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,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“丢脸”,况且还有“出洋考察”,是改头换面的良方。

    谁都要“面子”,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,但“面子”这东西,却实在有些怪。九月三十日的《申报》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: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,为其母出殡,邀开“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,因来宾众多,所备白衣,不敷分配,其时适有名王道才,绰号三喜子,亦到来送殡,争穿白衣不遂,以为有失体面,心中怀恨,……邀集徒党数十人,各执铁棍,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,将王树宝家人乱打,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,头破血流,多人受有重伤。……”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,现在必须“争穿”而又“不遂”,足见并非亲族,但竟以为“有失体面”,演成这样的大战了。这时候,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“有面子”,而自己成了什么,却可以完全不管。这类脾气,是“绅商”也不免发露的:袁世凯将要称帝的时候,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“有面子”;有一国从青岛撤兵的时候,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“有面子”。

    所以,要“面子”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——但我并非说,人应该“不要脸”。现在说话难,如果主张“非孝”,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,主张男女平等,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——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。

    况且,“要面子”和“不要脸”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。不是有一个笑话么?一个绅士有钱有势,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,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。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,一天高兴地告诉别人道:“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!”人问他:“说什么呢?”答道:“我站在他门口,四大人出来了,对我说:滚开去!”当然,这是笑话,是形容这人的“不要脸”,但在他本人,是以为“有面子”的,如此的人一多,也就真成为“有面子”了。别的许多人,不是四大人连“滚开去”也不对他说么?

    在上海,“吃外国火腿”虽然还不是“有面子”,却也不算怎么“丢脸”了,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,又仿佛近于“有面子”。

    中国人要“面子”,是好的,可惜的是这“面子”是“圆机活法”,善于变化,于是就和“不要脸”混起来了。长谷川如是闲说“盗泉”云:“古之君子,恶其名而不饮,今之君子,改其名而饮之。”也说穿了“今之君子”的“面子”的秘密。

    十月四日

    脸谱臆测

    对于戏剧,我完全是外行。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,有时也看一看。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,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,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。

    伯鸿先生在《戏》周刊十一期(《中华日报》副刊)上,说起脸谱,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,“比如白表‘奸诈’,红表‘忠勇’,黑表‘威猛’,蓝表‘妖异’,金表‘神灵’之类,实与西洋的白表‘纯洁清净’,黑表‘悲哀’,红表‘热烈’,黄金色表‘光荣’和‘努力’”并无不同,这就是“色的象征”,虽然比较的单纯,低级。

    这似乎也很不错,但再一想,却又生了疑问,因为白表奸诈,红表忠勇之类,是只以在脸上为限,一到别的地方,白就并不象征奸诈,红也不表示忠勇了。

    对于中国戏剧史,我又是完全的外行。我只知道古时候(南北朝)的扮演故事,是带假面的,这假面上,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,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。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,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,假使有些关系,那么,“白表奸诈”之类,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,却并非象征手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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