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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不是您叫喊的嘛……”

    我看看他又看看外祖母，感到很快乐。外祖母胳膊支在桌子上，用拳头抵着腮帮子，含着笑说：“好啦，你们都别喊了！”

    外祖父和缓地说：“我喊是因为我身体不好，你呢？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他并没有等我回答，摇着头对外祖母说：“死了的妮坦列娅说他记性不好，这可没说准！你看看，他像马似的记路！好啦，翘鼻子，继续念！”

    我又高声地念了下去。最后他开玩笑似的把我从床上推了下来。

    “好，把这本书拿走！明天，你必须把所有的字母念给我听，都念对了我给你5戈比！”

    我伸手去拿书。他却就势把我拉到了他的怀里，郁郁地说：“唉，你母亲把你撇在人世上受苦，小鬼啊！”

    外祖母浑身一抖：“老头子，你提这个干吗？”

    “我其实不想说，可是心里太难受了！多好的姑娘啊，走上了那样的路……”他突然一推我，说，“玩儿去吧，别上街，就在院子里，花园里……”

    我飞似的跑进花园，爬到山上。野孩子们从山谷里向我掷石子儿，我兴奋地回击他们。“噢，那小子来啦，剥他的皮！”他们远远地看见我就喊了起来。一个对一大群，尤其是能战胜那一大群，扔出去的石子儿百发百中，打得他们跑进了灌木丛，这太让人高兴了。这种战争大家都无恶意，也不会留什么仇隙。

    我认字认得很快，外祖父对我也越来越关心，很少打我了。依以前的标准，其实他应该更勤地打我：因为随着我一天天长大，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破坏外祖父制定的行为规则，可他经常只是骂两声而已。我想，他以前打我一定是打错了，打得没道理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。

    他把我的下巴一托，托起我的脑袋，眨巴着眼，拉着长腔问道：“什——么？”然后他就笑了，“你这个异教徒！你怎么知道我打了你多少次？快滚！”可他又抓住了我的肩膀，盯着我的眼睛，“唉，我说你是精还是傻啊？”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？好，我告诉你。要学着精一点儿，傻就是愚蠢，精就是聪明！绵羊傻乎乎的，猴子就很精明！好啦，记住！玩去吧……”

    不久我就能拼着音念诗了，一般都是在吃过晚茶以后，由我来读圣歌。我用小棒子在书上来回移动着，念着，很乏味。

    “圣人就是雅可夫舅舅吧？”

    “我打你脑袋，让你明白谁是圣人！”外祖父气呼呼地吹着鼻孔。

    我已经习惯他这副生气的样子了，觉着有点假模假式的。看，我没错吧，过了一小会儿，他就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：“唱歌的时候他简直是大卫王，可干起事儿来，却像恶毒的押沙龙！”

    “啊，又会唱又会跳，花言巧语的，跳啊跳啊，能跳多远？”

    我不再读诗，仔细地听着，看着他阴郁的面孔。他眯着眼，从我头顶望过去，看着窗外，他的两眼忧郁而又温和。他用手指头敲着桌子，染过色的指甲闪着光，金黄色的眉毛抖动着。

    “外祖父！”

    “啊？”

    “讲个故事吧！”

    “懒鬼，你念吧！”他揉了揉眼睛，好像刚刚醒过来。

    可我认为他更喜欢的是笑话，而不是什么诗篇。不过，所有的诗篇他几乎都记得，他发誓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高声念上几节，就像教堂里的助祭念祷词似的。

    我反复地央求他，他终于让了步。

    “好吧好吧！诗篇永远都在你身上，我快要去上帝那儿接受审判了……”说着，他往那把古老安乐椅的绣花靠背上一仰，望着天花板，讲起了陈年旧事，“很久很久以前，来了一伙土匪。我爷爷的爸爸去报警，土匪追上了他，用马刀把他砍死了，把他扔在了大钟的下面。那时候，我还很小。我记事儿是在1812年，那会儿我刚12岁。巴拉赫纳来了30多个法国俘虏。他们都很矮小，穿得破衣烂衫的，连要饭的都不如，他们全都冻坏了，站都站不住。老百姓围上去，要打死他们，可押送的士兵不让，把老百姓都赶回了家。可后来，大家和这些法国人都熟了，他们是些快乐的人，经常唱歌。后来，从涅日涅来了一大群老爷，他们都是坐着三套马车来的。他们之中，有些人打骂法国人，态度很不好；有些人则和蔼地用法国话和他们交谈，送给他们衣服，还给钱。有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哭了：‘拿破仑可把法国人给害苦了！你看看，俄国人心眼多好，连老爷们都怜悯我们……’”

    沉默了一会儿。他用手摸了一下头，努力追忆着过去的岁月。

    “冬天里，肆虐的暴风雪横扫城市，酷冷严寒，简直要冻死人！法国俘虏们这时候就会跑到我们家的窗户下面跳啊、闹啊，敲玻璃，他们向我母亲要热面包。我母亲是卖面包的。她把面包从窗口递出去，法国人一把抓过来就揣到了怀里，那可是刚出炉的东西啊！他们居然一下子就贴到了肉上！很多法国人就这么冻死了，他们不习惯这么冷的天气。我们的菜园里有间浴室，那里面住着两个法国人，一个军官和一个勤务兵，勤务兵叫米勒。军官奇瘦无比，皮包着骨头，穿一件只到他膝盖的女式外套。他为人很和气，可嗜酒如命。我母亲偷着酿造啤酒卖，他总是买了去大喝一通，喝完了就唱歌。他学会了点俄国话，经常说：‘啊，你们这儿不是白的，是黑的、凶恶的！’他这种话我们可以听懂。是啊，咱们这块地方可不如伏尔加河下游，那里暖和多了，过了里海，一年四季不见雪。《福音》、《使徒行传》都没有提到过雪和冬天，耶稣就住在那儿……好了，读完诗，咱们就读《福音》书！”

    他不吭声了，像是睡着了，斜着眼瞪着窗外，更显得他瘦小了。

    “讲啊！”我小心地说。

    “啊，好！”他一抖，接着说：“法国也是人啊，不比我们缺什么。他们喊我母亲为‘马达姆’，马达姆的意思就是‘太太’，啊，太太，太太，可我们这位太太能一次扛上五普特面粉。她那浑身使不完的劲儿简直有点可怕，我20岁的时候，她还能揪住我的头发毫不费力地摇晃几下。勤务兵米勒特别喜欢马，他经常去各家各户的院子里，打着手势要给人家洗马！开始大家还怕他有什么坏主意，可后来老百姓们都主动去找他：米勒，洗马！这时候，他就会一笑，低着头跟着走了。他是个红头发、大鼻子的家伙，嘴唇特别厚。管马是他的拿手好戏，给马治病也是一绝。后来，他在涅日涅做了个马医，不久以后，他疯了，被人活活打死了。第二年春天，那个军官也病了，在春神涅果拉的纪念日那天，他心事重重地在窗前坐着，把头伸到了外面，死了。我偷偷地哭了一场，因为他对我很好。他常常揪着我的耳朵亲切地说些我听不懂的法国话。人和人的亲近，不是钱能买到的。我想跟他学法国话，可母亲不让。她把我领到神甫那儿，神甫找人打了我一顿，还控告了那个军官。唉，宝贝儿，那会儿的日子太难了，你没有赶上，别人代你受了那份儿罪……”

    天完全黑了下来。外祖父在黑暗中好像突然变大了，眼睛放着猫似的亮光，语气激烈而狂热，说话的速度也快了许多。他讲到自己的事时就这样，一反他平时那股小心翼翼、若有所思的状态。

    我非常不喜欢他这种样子，也就不喜欢他谈自己的事了。他讲的事我非常不愿意记住，可却抹也抹不去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    他一味地回忆过去，脑子里没有童话，也没有故事，只有过去的事情，他不喜欢别人给他提问题，可我偏要问问他：“啊，那你说谁好，法国人还是俄国人？”

    “那谁知道啊？我又没看见过法国人在自己家里是怎么生活的！”

    “那，俄国人好吗？”

    “有好的，也有坏的。可能奴隶时代的人还好点儿，那时候人们都让绳子捆着。现在可好，自由了，却穷得连面包和盐也没有了。老爷们自然不太慈善，可他们都很精明，当然也有傻蛋，脑袋跟口袋似的，随便你往里边装点什么，他都兜着走。”

    “俄国人有劲儿吗？”

    “有很多大力士，可只有力气没用，还要敏捷，因为你力气再大也大不过马！”

    “法国人为什么向我们进攻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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