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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对一些圣人是有所了解的：基利克、乌里德、沃尔沃拉、庞杰莱芒，等等。我特别喜欢神人阿列克塞悲伤味儿浓厚的传记，我还有那些歌颂他的美妙诗句。每次看到有好几百个这样的人时候，你心中都会感到一些安慰：原来世上的受苦人，早就有这么多！

    不过，现在我要破坏掉这些圣像！趁外祖父走到窗户跟前，去看一张印有老鹰的蓝色文件的时候，我抓了几张圣像，飞跑下去。我拿起剪子毫不犹豫地剪掉了一排人头，可又突然可惜起这些图来了，于是沿着分成方格的线条来剪。

    就在此时，外祖父追了下来：“谁让你拿走圣像的？你在干什么？”他抓起地上的纸片，贴到鼻子尖儿上看。胡子在颤抖，呼吸加快加粗，把一块块的纸片吹落到地上。

    “你干的好事儿！”他大喊，抓住我的脚，把我倒提着腾空扔了出去。

    外祖母接住了我，外祖父打她、打我，狂叫：“打死你们！”

    母亲跑来了。她挺身挡住我们，推开外祖父：“清醒点儿吧！闹什么？”

    外祖父躺到地板上，号叫不止：“你们，你们打死我吧！啊……”

    “不害臊？孩子似的！”母亲的声音很低沉。

    外祖父撒着泼，两条腿在地上踢跶，胡子可笑地翘向天，双眼紧闭。

    母亲看了看那些剪下来的纸片儿，说：“我把它们贴到细布上，那样更结实！“您瞧，都揉坏了……”她说话的口气，完全跟给我上课时一样。

    外祖父站了起来，一本正经地整了整衬衣，哼哼唧唧地说：“现在就得贴！我把那几张也拿来……”他走向门口，又回过身来，指着我，“还得打他一顿才行！”

    “该打！你为什么剪？”母亲答应着问我。

    “我是故意的！看他还敢打我外祖母！不然连他的胡子我也剪掉！”

    外祖母正脱撕破的上衣，责备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不是答应不说了吗？”

    母亲吐了一口唾沫：“不说，我也知道！什么时候打的？”

    “沃尔沃拉，你怎么好意思问这个？”外祖母生气地说。

    母亲抱住她：“妈妈，你真是我的好妈妈……”

    “好妈妈，好妈妈，滚开……”

    她们分开了，因为外祖父正站在门口盯着她们。

    母亲刚来不久，就和那个军人的妻子成了朋友，她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屋里去，贝连德家的漂亮小姐和军官也去。外祖父对这一点非常不满意：“该死的东西，又聚到一起了！一直要闹到大亮，你甭想睡觉了。”

    时间不长，他就把房客赶走了。不知从哪儿运来了两车各式各样的家具，他把门一锁：“不需要房客了，我以后自己请客！”

    果然，一到节日就会来许多客人。

    外祖母的妹妹马塔廖娜·伊凡诺芙娜，是个吵吵闹闹的大鼻子洗衣妇，穿着带花边儿的绸衣服，戴着金黄色的帽子。跟她一块儿来的是她的两个儿子：瓦西里和威考多。瓦西里是个快乐的绘图员，穿灰衣留长发，人很和善。威考多则长得驴头马面的，一进门，一边脱鞋一边唱：

    安得列——爸爸，

    安得列——爸爸……

    这很让我吃惊，也有点害怕。

    雅可夫舅舅也带着吉他来了，还带着一个一只眼的秃顶钟表匠。钟表匠穿着黑色的长袍子，态度安详，像个老和尚。他总是坐在角落里，笑眯眯的，很古怪地歪着头，用一个指头支着他的双重下巴颏。他很少说话，老是重复着这样的一句话：“别劳驾了，啊，都一样，您……”

    第一次见到他，让我突然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件事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还没搬过来。一天，听见外面有人敲鼓，声音低沉，令人感到烦躁不安。一辆又高又大的马车从街上走过来，周围都是士兵。一个身材不高，戴着圆毡帽，戴着镣铐的人坐在上面，胸前挂着一块写着白字的黑牌子。那个人低着头，好像在念黑板上的字。

    我正想到这儿，突然听到母亲在向钟表匠介绍我：“这是我的儿子。”我吃惊地向后退，把两只手藏了起来，想躲开他。

    “别劳驾了！”他嘴向右可怕地歪过去，抓住我的腰带把我拉了过去，轻快地拎着我转了一个圈儿，然后放下：“好，这孩子挺结实……”

    我爬到角落里的皮圈椅上，这个椅子特别大，外祖父常说它是格鲁吉亚王公的宝座。我爬上去，看大人们怎么无聊地欢闹，那个钟表匠的面孔古怪而且可疑地变化着。他脸上的鼻子、耳朵、嘴巴，好像能随意变换位置似的，包括他的舌头，偶尔也伸出来画个圈儿，舔舔他的厚嘴唇，显得特别灵活。

    我感到十分震惊。他们喝着掺甜酒的茶，喝外祖母酿的各种颜色的果子酒、喝酸牛奶、吃带罂粟籽儿的奶油蜜糖饼……

    大家吃饱喝足以后，脸色涨红，挺着肚子懒洋洋地靠在椅子里，请雅可夫舅舅来个曲子。他低下头，开始边弹边唱，歌词很令人不快：

    哎，痛痛快快走一段儿，

    弄得满城风雨，

    快把这一切，

    告诉喀山的小姐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外祖母说：“雅沙，弹个别的曲子，嗯？”

    “马塔莉娅，你还记得从前的歌儿吗？”

    洗衣妇整了整衣裳，神气地说：“我的太太，现在不时兴了……”舅舅眯着眼看着外祖母，好像外祖母在十分遥远的天边。他还在唱那只令人生厌的歌。

    外祖父低低地跟钟表匠谈着什么，比划着，钟表匠抬头看看母亲，点点头，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。

    母亲坐在西耶尔盖耶夫兄弟中间，和瓦西里谈着什么话，瓦西里叹了口气说：“是啊，这事得认真对待……”

    威考多一脸的兴奋，在地板上不停地搓脚，突然又开口唱起来：

    安得列——爸爸，

    安得列——爸爸，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大家吃惊地看着他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洗衣妇赶紧解释：“噢，这是他从戏院里学来的……”

    这种无聊的晚会搞过几次以后，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，刚刚做完第二次午祷，钟表匠来了。我和母亲正在屋子里修补开了线的刺绣，门突然开了一条缝，外祖母说：“沃廖莎，他来了。”母亲没动。

    外祖父来了，严肃地说：“沃尔沃拉，换换衣服，走！”

    母亲没抬头：“干嘛？”

    “上帝保佑，他人很好，在他自己那一行是个能干的人，阿列克塞会有一个好父亲的……”外祖父说话时，不停地用手掌拍着肋骨。

    母亲依旧不动声色：“这办不到！”

    外祖父伸出两只手，像个瞎子似的躬身向前：“不去也得去，否则我拉着你的辫子走……”

    母亲脸色发白，刷地一下站了起来，三下两下脱掉了外衣和裙子，走到外祖父面前：“走吧！”

    外祖父大叫：“沃尔沃拉，快穿上！”

    母亲撞开他，说：“走吧！”

    “我诅咒你！”外祖父无可奈何地叫着。

    “我不怕！”

    她迈步出门，外祖父在后面拉着她哀求：“沃尔沃拉，你这是毁掉你自己啊……”他又对外祖母叫，“老婆子，老婆子……”

    外祖母挡住了母亲的路，把她推回门里来：“沃廖莎，傻丫头，没羞！”进了屋，她指点着外祖父：“唉！你这个不懂事儿的老鬼！”然后回过头来向母亲大叫：“还不快点穿上！”

    母亲拾起了地板上的衣服，然后说：“我不去，听见了没有？”

    外祖母把我从炕上拉下来，说：“快去舀点水来！”

    我跑了出去，听见母亲高喊：“我明天就走！”

    我跑进厨房，坐在窗户边上，感觉像是在做梦。一阵吵闹之后，外面静了下来。发了会儿呆，我突然想起来我是来舀水的。我端着水回去，正碰见那个钟表匠往外走，他低着头，用手扶着皮帽子。

    外祖母两手贴在肚子上，朝着他的后影鞠着躬：“这您也清楚，爱情不能勉强……”

    他在台阶上绊了一下，一个踉跄跳到了院子里。外祖母赶紧画着十字，不知是在默默地哭，还是在偷偷地笑。

    “怎么啦？”我跑过去问。

    她一回头，一把把水夺了过去，大声呵斥道：“你跑哪儿去舀水了？关上门去！”

    我又回到厨房里。我听见外祖母和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了很久。

    冬天里一个十分晴朗的日子。阳光斜着射进来，照在桌子上，盛着格瓦斯酒和伏特加的两个长颈瓶，泛着暗绿的光。外面雪亮得刺眼。我的小鸟在笼子里嬉戏，黄雀、灰雀、金翅雀都在唱歌。可是家里却没有一点欢乐的气氛，我把鸟笼拿下来，想把鸟放了。

    外祖母跑进来，边走边骂：“该死的家伙，阿卡列娜，老混蛋……”她从炕炉里掏出一个烧焦了的包子，恶狠狠地说，“好啊，都烤焦了，魔鬼们……干吗像猫头鹰似的睁大眼睛看着我？你们这群混蛋！把你们都撕烂……”她痛哭起来，泪水滴在那个烤焦了的包子上。

    外祖父和母亲到厨房里来了。外祖母把包子往桌子上一扔，把碟子、碗震得跳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看看吧，都是因为你们，让你们倒一辈子霉！”

    母亲上前抱住她，微笑着劝说着。外祖父疲惫地坐在桌子边儿上，把餐巾系在脖子上，眯缝着浮肿的眼睛，唠叨着：“行啦，行啦！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好包子咱们也不是没吃过。上帝是吝啬的，他用几分钟的时间就算清了几年的账。他可不承认什么利息！你坐下，沃廖莎……”

    外祖父像个疯子似的不停地念叨，在吃饭的时候总是要讲到上帝，讲不信神的阿哈夫，讲作为一个父亲的不容易。

    外祖母气呼呼地打断他：“行啦，吃你的饭吧！听见没有！”

    母亲眼睛闪着亮光，笑着问我：“怎么样，刚才给吓坏了吧？”

    其实，刚才我不怕，现在倒觉得有点不舒服。他们吃饭的时间很长，吃得特别多，和刚才那些互相吵骂、号啕不止的样子比，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似的。

    自此之后，他们的所有激烈的言辞和动作，再也不能打动我了。很多年以后，我才逐渐明白，因为生活的贫困，俄罗斯人似乎都喜欢与忧伤相伴，又随时准备着遗忘，但从来不因为不幸而感到羞惭。

    漫漫日月，忧伤是它的节日，火灾是它在狂欢，在一无所有的面孔上，伤痕也成了点缀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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